但鉴于孔子亲身经历了春秋无义战和尊王攘夷这类政治现实，我有理由相信，孔子认为，只有在家（采邑，大夫的家庭即氏族）和国（诸侯国）这种有稳定秩序和公认权威的政治共同体中，才会有分配正义的实践问题。
〔[35]〕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刑终1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新中国刑法尽管借鉴了大量的前苏联刑法，但传统刑法学的开创者在移植前苏联刑法理论时，结合中国现实，对引进的刑法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
申言之，解释刑法条文满足刑事司法裁判的需要只是法教义学的功能之一，即不能将刑法解释等同于刑法教义学。笔者同样需要善意地提醒，虽然刑法教义学是主流的方法论，但这绝不意味着刑法教义学是唯一的方法论，更不代表建立在其他方法论基础上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23]〕 参见阮齐林：《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对于刑法教义学的长远发展而言，要紧的不是理论上的程式化对立，而应站在相对超然的立场上，通过着眼于现实个案的妥当解决来形成体系性思考，至于给这种解决难题的方法论贴上何种学术标签倒是不太重要的。实际上，大多数反对者否定的对象是第二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
〔[23]〕这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是刑法教义学所不反对，甚至是积极提倡的。如此，司法者方可能在共同的法律框架内解释适用法律，并针对同类型的行为做出趋于一致的判断，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26)如果仅仅是一种治国之术、权谋之策，不需太多找寻，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的法治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比较先进。在向国际学术接轨的潮流下，国内学者在西方法律科学的主流范式下，推出了一些有反响的成果，但多是有关转型中国的具体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与改革问题。中国法治的未来，取决于在改革开放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人的政治智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走出一条维护民主法治、平衡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珍视本土文化价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早年马克思虽赞成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认为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
我们可以接受原生自西方的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等价值表达，但更要看到，这些价值话语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具有不同于原生状态的再生含义。他为了发动民众，说服群意，必须将自己设想的美好图景大力宣传。
在正统的西方法治价值标准下，虽然很多学者没有明言，但潜意识中都将中国置于法外国家之列。西方的汉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治动向充满兴趣，但偏重于法律制度和规范的介绍，对中国法治的独特价值诉求缺乏科学的理论阐释。道、路之间，是理念与实践的相互牵引。由此，我们可进一步认识到：整体的法治道路与具体的法律规范路径不同，它更接近于本质层面的法哲学问题。
⑩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然考其本质，无一为自我现实之反映。因为事实表明，这条大道从设计到规划，从功能到管理都没有过时。在落后挨打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法治价值走向自我变革，总体性的制度和文化观念也出现应急式变化。
(21)参见韩毓海：《马克思、毛泽东与中国道路》，载《经济导刊》2017年第1期。所谓法律东方主义，乃是一套关于有法或无法、法治或非法治的二元对立文化预设。
而道则表明一种更为复杂的歧路繁多情形，需要人们用思维和理性去甄别、去判断、去抉择。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对法治的价值诉求也未必契合无间。
探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离不开对法治理论、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实践吸纳和整体均衡。与具体的方法论分歧不同，价值观的分歧代表了本体论的迷惘，特别是当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交织一体的时候，本体迷惘有可能造成政治决断的方向性偏失。就方法而论，马克思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推演出新型法治的价值蓝本，而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则是法治价值实证分析的有效工具。(27)理解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必须植根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指一种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思维方式。热议激辩之后，多数学者接受了某种似是而非的折中之论：一方面，传统帝制中国由于政治上的早熟，皇权文化之发达，社会结构与基础力量不能塑形牵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也难以创构一套法律至上的理论系统——故而中国自古有人治，无法治。
理解当今中国法治话语的不同类型、各异形式，以及在表达上的相互竞斗等现象，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原理加以科学说明。引道之人的头脑清醒，经验丰富，可谓最早的首脑。
(12)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西方国家研究东方社会的一门学科，即东方学。马克思有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作为西方文明典范产品的法治，与神秘异己的东方大国相遇，激烈的价值冲突和斗争促使中国传统法治主义出现裂变，催生出革命风潮、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法治价值理想的对接。中国当代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学习‘创造性重构三个阶段。
这样的精神考古与理念探险，在路上的诸多细节惊诧，着实能给受众一时的激动，但这些细微局部的发现，能否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国，从而推翻百年来的定论?进而，打破法律东方主义的迷思?这一切，不仅尚待观察，而且值得我们从这些发现本身去反思。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问题，我们需要立足于政法实践和法理观念的整合性研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一些蹊径另辟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新法统、政党国家的法治技艺、新法家的法治主义、当代中国法治的战略图景等问题方向展开，试图从丰富的细节关照中提取中国特色的法治元素。
(1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社会位置和权能需求出发，衍生出繁杂的价值表达和多样的价值诉求。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当法治的价值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功用会日趋显著。
面对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纲领性问题，法学界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回顾、内涵界定、本质特征及具体特色等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在不同社会生产场域中的人们，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使用着多样的生产方式，却遵从着总体一致的生产逻辑，服从着不以各自意志为转移的生产要求。
他以中国为例指出，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工程，农民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但蔡枢衡先生多年前警示过的法学殖民地危险，的确不得不引起吾辈警醒。在西方法学的影响下，法律理论界一直存有古代中国有无法治的争论。法治化的中国，正在让中国化的法治，一步步成为现实。
道路内在的矛盾性，让价值判断和选择成为难题。他甚至还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绘制道路蓝图。
(19)政治斗争只是一个过渡，在此基础上会发展出一个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务的原则。中国的法治宏业，尚未完全成功，正处于法治化的关键阶段。
公丕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另一方面，作为治国之术，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却极为精深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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